胡义成
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认为，对我国“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必须尽快予以矫正，因为“这一战略在我国的实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应，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作为对“效率优先”战略的取代品，《陷阱》明确提出“平等第一”的口号。这种提法是不妥的。 我们的选择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不是“效率优先，不要公平”。《陷阱》显然把这两个层面混淆了。提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穷更难忍受”，实际上是忘记了“文革”的教训。《陷阱》离开生产力标准，抽象地突出平等原则，在理论上显得很苍白。至少它不能证明，为什么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平等第一”？与其“平等地”贫穷，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平等在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是不妥当的。至于《陷阱》把效率优先与败坏公德、破坏法治、腐败猖獗等硬性联系在一起，在逻辑上也有缺陷。
